1、中西医治发热
微生物感染都是从人的“表”进入的,初期,中医叫做表证。人体的“表”除皮肤外,还应包括口腔、呼吸道、胃肠道、泌尿道等,即与外界接触的粘膜的表面。因为,外界是充满微生物的。我们吸一口气,就会有无数亿被吸进体内,其中当然包含着很多有害的微生物。人体有这么多的表面与它们接触,就免不了它们的进入。然而,人尽管受这么多的微生物包围,仍然活得潇洒自如。这当然说明,人体生命早就设计好许多让它们进入,但又不会造成祸害的方法。所以,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会生病。但是,生命是永远活动着的,总会在有个时候表现不佳,防卫不当,出现虚弱。这时候,有害的微生物就开始危害机体了。
然而,人的生命并不因此而退缩。当它发现外来的微生物在“聚众暴乱”,就设计好一道发热的方法。 在《伤寒论》里,把这道防线叫做“太阳病”。“太阳病”就是体温升高,恶寒发热的“表证”。于是,这些致病的微生物会觉得环境发生了变化,不适合迅速复制了。而且它们还会碰到了许多白血球、巨噬细胞来攻击它们。这时候,人体的代谢能力增强,迅速把它们产生的毒素排出体外。人体产生的这些能力,都是随着发热而来的。虽然人体生命也喜欢通常的正常体温,不喜欢发热。但是没办法,有这些微生物的入侵,就得发热。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。
初期发热,西医叫做非特异性发热。意思是还没有发现病原,又没有明显的病灶。这对他们来说,是无法治疗的。过去,西医治初期发热,都用抗生素加退热药,有的还用冰袋降温。然而,现在的研究认识到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。所以,现在的西方医生对初期发热,提出:禁用退热、发汗、抗生素、激素、吐法,泻下法等等。这样做与《伤寒论》里的述说完全一致。《伤寒论》治“太阳病”有187条,只有10条是正面叙述,其他条文,都是用于鉴别诊断的,或者是用于述说错误的发汗、泻下、吐法、灸法后会产生何种变症以及救治的方法。《伤寒论》成书离我们差不多有1800多年了,它却与现在西医的最新研究一致。 这说明中医学已经是成熟的医学。梁漱溟先生说中国的文化是一种早熟文化,其中包括中医学。成熟,是什么意思?就是它治病的理论与方法,就像人生长成为成人,具有生育能力,又像稻麦成长圆热。结籽垂穗,不再是小孩子、小苗苗那么幼稚了。
西医对这种初期的非特异性发热,现在主张不做处理,坐视其变。为什么说要坐视其变呢?因为大多数发热,既然是人体生命的自发抗病现象,就必然能自然痊愈。为什么?可能是入侵的微生物不厉害,或者数量不多,或者人体的抗病能力特强,入侵为害者很快就被消灭,热势自然退净。这种不用药让它自然退净的方法,比用药退热当然要好,不仅没有药物的污染,还使机体受到一次锻练的机会。
如果碰到以上的情况,我们反而用药退热,等于在阻止人体抗病,起了反作用;帮了入侵微生物的忙,自找麻烦。现在西方最新的研究已经知道,大多数感冒发热都是病毒性的,抗生素一点也作用也没有,用了它们,还会损害人的肝肾功能。对药物毒素敏感的人,损害更大;使用激素更会破坏内分泌的平衡,后果不好;至于吐、下、灸(即火攻)等法,在《伤寒论》里就已经提到不能乱用,用了后会发生各种变症,病势会加重,变得更加难治。现在西方的医生,碰到初期发热的病人,也害怕发生变症,所以就都不用药了。
2、西医治病,中医治人
当然,在发热的前驱期不加以治疗,会有少数病人的非特异性发热,转入症候期。全身炎症加重,定位性症状出现。西医称症候期的发热为特异性发热,就是病人会表现出一定的病位之所在。比如有可能是呼吸道炎症,或消化道炎症,或泌尿道炎症了。这些地方发生炎症的话,都会产生疼痛,因此很容易辨识。这时候的西医,才可以施行针对性的治疗。
前驱期的非特异性发热,西医为治疗的能力所局限,为避免用药引起伤害,现在主张等待。因为,既然发热的大多数人会自然痊愈,那么不治疗对大多数人来说,就只有好处而无坏处。然而,就中医的看法,不治疗是不对的。因为,前驱期人体的自卫能力还没有被疾病所消耗,抗病能力最强盛,这时只需要合理的帮助,热退后就会很快恢复健康。现在西医坐着等待,误过这个最好的抗病时机。这样做当然不是有意的,没有办法而已。
中医中药为什么在前驱期就可以使用,而西医西药不可以呢?问题在于中医是对证的,西医是对病的,中医是治人的,西医是治病的。什么是治人,什么是治病呢?治病,就是治人生的病,首先就得找生病的外因,感染了什么微生物。知道了这种微生物后,才可采用消灭这种微生物的药物。但是在初期,根据现在的检测能力,什么也发现不了。既然不知道得病外因,用什么方法与药物就不能决定,只能置之不理,要理,反而会帮倒忙。不干比干好,当然不能干。
西医治“人生的病”,中医治“生病的人”。“生病的人”的意思是指既然人生了病,就会发生抗病的反应,中医中药的方法就是帮助这个人提高抗病能力,使他自然痊愈。人不生病,就不需要帮助,没有病,看不出需要帮助的地方,就无法知道要用什么药。人生了病,就必然有缺陷,没有缺陷就不会生病。缺陷从生病的人的表现中看出来,帮助就有了目标,就好比打枪得有靶子,就知道向那里射击。这就叫做辨证论治。中医把限于恶寒发热的表证,根据体质的不同,分成许多不同的类型,根据不同的体质,施用各种各样的解表方剂。发热是因为体表细胞紧缩,热量蓄积而成,解表的意思就是使这些紧缩的细胞松弛,让蓄积的体温散发,这才会退热。这种退热的方法,不是单用强制松弛体表细胞的药物,而是利用平衡机体的内部功能,使体表细胞感到没有紧缩的必要而自然松弛。例如有热性的,用寒凉的解表方剂;有寒性的,就用温热的解表方剂;气虚的,用补气的解表方剂;血虚的,用养血的解表方剂……等等。机体恢复了平衡,入侵的微生物没空子可钻,就只能撤退,体表细胞就自然恢复原状,不再发热了。
我们曾经有一个错误的认识,就是认为自然痊愈的、不会传变的发热,或者经过一般性的治疗即恢复的, 都是所谓的感冒。其实不然,我们在前一节中说过,入侵的微生物数量少,或者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特强,它们入侵不久,就被消灭,是什么微生物都还不知道,怎么就可以称它们为感冒?我们的意见是,感冒这个名称实际只是感染性疾病的总称,不是某一种病的专称。现在的西医,也不得不承认中医治感冒比他们好。但是,这个认识还是不够的。中医不是治感冒比西医好,而是治前驱期的发热比西医好。西医在前驱期不能发现病原无法治,只能等待,而误过了人体最好的抗病时机;中医不管什么病原,只是及时地帮助和提高了人体的抗病能力治好了发热。
3、中西医治发热的比较
为什么说中医治发热比西医好?
西医治病讲究外因,即引起发热的病原。西医认为,只要消灭了病原,消灭前来侵犯的感染源——致病微生物, 就能使疾病痊愈。既然,大多数发热,都是由微生物感染引起的。所以,消灭入侵感染的微生物,这个想法,有它正确的一面。 通过针对消灭病原的卫生防疫活动,许多流行性传染病都被我们制住了。
自从青霉素发明后,各种广谱抗生素相继而来,外科创口感染基本控制住了,手术现场成功率大为提高。但随之而来的将这些抗生素用之于内科疾病,就出问题了。问题在于所有的抗菌药物,都无法要求它们达到单靶子性,即只针对某一种细菌, 而对除此之外的微生物无碍。而人体生命的健康,却依靠体内所有微生物的平衡。抗生素的大面积使用,破坏了人体自身的微生物平衡,因而容易导致各种各样的怪症产生,这是我们自已给自己制造了麻烦。
过分看重外来微生物致病,把治疗矛头对准致病微生物,过分仰仗广谱抗生素,忽视了生命本身的抗病能力与自我调整能力,不仅会制造更多的耐药微生物,还损害了人体生命的自我康复能力。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,生命的这种能力在人的一生中是唱主角的。
致病微生物的感染,对人的内科疾病而言,这只是外因。而在中医看来,人之所以生病,主要是内因。即人的正气虚,邪气才会侵入。西医消灭外因的治疗方法,必须知道致病的外因是什么微生物,用什么药最适合。但是,现代的检验能力还不可能马上找到和确定致病的微生物。可见现代西药的使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。过去我们还不知道人这个生物体,就是一个微生物的共生体。人的生命,就是依靠体内许多微生物的生态平衡才保持健康状态的,也不知道如果人体内的微生物不平衡,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疾病。所以,才那样盲目治疗。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的生命,有着极强的处理和调整这些微生物平衡的能力。生命就是依靠着这种能力,对付疾病,维护自己的生存。这种能力,就叫做生命的自组织能力。人生了病之所以会好,是因为生命有这种能力;人生了病,之所以会死,是因为人失去了这种能力。治病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维护这种能力。
过去西方国家对待这些感染性发热,采用抗生素杀菌的治疗方法,临床实践研究的结果发现了问题:一是大多数感染性发热都不是抗生素所能杀灭的细菌,而是一些比细菌小得多的病毒,而且是人类现在还没有什么药物可以直接与之对抗的元素。二是人被感染后之所以能够痊愈,完全是人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活动的结果。因此,乱用抗生素只会损害人体的微生态平衡,损害人体生命的自组织能力。三是根据现在对发热原理的研究结论,认为被感染发热,是人的生命在自我防卫,不应该乱退热。这就是现在西方国家为什么主张在发热的头三天不用药,静候变化再治疗的道理。现在我国的西医,临床治疗发热仍然是不问青红皂白地使用抗生素和退热药,是反科学的。西方已经更弦易辙,东方为什么还死守老一套呢?这里有惯性的原因,也有利益的关系。市场,就是因利益的关系而产生的。
中医治发热不讲究外因,而注重内因。内因就是生命的自组织能力。中医认为生病发热是因为正气虚,才使得邪气入侵,其治疗方法是如何补充正气,实现体内平衡。就好比一个国家受到外敌入侵。西医的方法是打击外敌,但往往会使被帮助的一方也同样受到打击;中医的方法是利用药物帮助被侵犯的一方实现平衡,使入侵的敌人退出去。外因是变化的条件,内因是变化的依据,重内因当然比重外因要正确得多,这就是中医治发热为什么比西医好的道理。